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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海燕
2015年08月15日14:52來源：解放日報
原標題：豎河鎮大燒殺 ——崇明最黑暗的一日
日軍實施燒殺照片。 資料照片
■本報記者 王海燕
這是崇明歷史上最黑暗的一日。
沖天的火光，明晃的刺刀，噴湧的鮮血，哭喊的人群，成山的屍骨……回憶起當年慘絕人寰的這一幕，目前唯一健在的幸存者、91歲老人黃彪仍瑟瑟發抖，這是纏繞瞭老人多年的夢魘。
1940年7月30日，侵華日軍在崇明制造瞭駭人聽聞的豎河鎮大燒殺。據《崇明縣志》、《豎河鄉志》記載，當日，鎮上百餘民眾被無辜殺害。
每年7月30日，豎河鎮街上常有人因為買不到豆腐而吵起來，因為傢傢戶戶都要燒“庚飯”，祭祀大燒殺死難者。
為瞭這段不能忘卻的紀念，崇明縣在豎河鎮大燒殺遺址處，新建“遇難同胞紀念館”，今年7月30日正式開館。
為瞭這段不能忘卻的紀念，豎河鎮大燒殺幸存者的後人一輪輪接力調查、求証，齊心補齊那些死難者和幸存者的名單。
為瞭這段不能忘卻的紀念，豎河鎮的居民走上瞭民間收藏傢之路，到處搜尋這段歷史留下的印記。
這是崇明歷史上最黑暗的一日，從政府到民間，從鎮裡到村民，大傢用各自的方式、視角去紀念這次歷史事件，文物、圖片、文字、影像、沙盤等都被運用起來還原歷史，警示後人牢記歷史，勿忘過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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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存者
沒人站出來指認遊擊隊
幾百米長的豎河老街，呈東西走向。斷瓦殘垣間，依稀能瞧出當年繁盛的影子。
黃彪老人居住的房屋，離老街不遠。“當年，鎮上有米行、典當、佈莊、藥店、染佈店以及多傢南貨店、京貨店、飯店、棧房等，我父親就在街上開瞭一傢‘天陽齋茶食店’，賣糕點等雜貨，我常去那裡打雜。”
75年過去瞭，當時的情境，黃彪依然歷歷在目。他是豎新鎮豎新村11隊村民，豎河鎮大燒殺目前唯一健在的幸存者。雖腿腳不便、脊背略有佝僂，但老人頭腦卻很清晰。
1940年7月30日早上8時，豎河鎮早市還未散盡，街道店鋪生意紅火，顧客絡繹不絕。16歲的黃彪正在街頭玩耍，突然來瞭一支日軍部隊，分乘兩輛軍車迅速撲到鎮的東市梢。“我當時在一傢羊肉店門口，一個日本人把我叫去鎮上開會。”
黃彪被驅趕到街北面的一座寺廟裡，廟裡空地上已站滿瞭人，“粗粗估算瞭下，差不多200多人，都是鎮上的商鋪店主、小販、顧客和居民，幾乎都是男性。”
“日本隊長要大傢說出民眾自衛隊，也就是遊擊隊，不說出來就槍斃。鎮上有個人叫詹錦雲，蠻活絡的，他對日本人說，‘遊擊隊，遊東擊西，我們老百姓哪裡知道他們在哪裡？’他旁邊的鬼子瞪起大眼，一刺刀向他胸口紮去，他倒在瞭血泊中。”
這個場景，正是紀念館展出的大燒殺連環畫中的驚心一幕。當時，日軍首領新井狂叫：“今天不說出遊擊隊，像他統統的刺拉刺拉（槍斃）……”
這時，人群中走出一個叫胡邦興的人，說自己是上海人，來崇明豎河鎮走親戚，出示瞭“良民証”，日本人放瞭他出去，於是有“良民証”的四五十人，僥幸地跟著出去瞭。七十多歲的張浩江走出來說：“我也有良民証，我去傢裡拿。”鬼子不同意，張老伯堅持要回傢拿，鬼子一刺刀戮進他的肚子，張老伯緊握刺刀與之搏鬥，鬼子將刺刀猛一抽，張老伯八個指頭頓時切斷，倒在地上。
“我也有良民証，但不在身上。”黃彪回憶，“日本士兵槍都拿在手裡，有兩挺機關槍，我點過，一共24個日本人。”當時，廟裡的吳少峰和尚拼命念經，想感動鬼子，背後卻被捅瞭一刀吐血而亡。人群中個子最高大的秦祥寶，鎮上人叫他“雙料頭人”，鬼子說他就是遊擊隊員，把他拖出來，當場殺死。
但出乎日本人的意料，幾位村民被殺後，沒有人站出來指認遊擊隊員。
“鬼子就把我們從院子趕進屋裡，一半趕進禮堂，一半趕進禮堂兩邊兩間小廟屋，我被關在東邊一排最南一間。日本士兵堵住門口用機槍狠命掃射。”
黃彪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恐懼：“我有個寄公（舅公）叫朱川榮，背上的血嘩嘩嘩飛濺在我身上，我撲倒在地上。日本人開槍後，又用刺刀一個個戳過去，我幸好沒被戳到。”
掃射過後，日本士兵把廟門口一間空房內的麥秸稈丟進屋，點火焚燒整座廟宇。“滿屋子煙霧，窗邊有張凳子，我就爬上去，跳窗出去。”
此時，三間廟屋內的餘生者都掙紮爬起，砸窗口，鑽牆洞，幾個從南邊鑽出來的村民遭鬼子追殺﹔黃彪是從北邊逃出的，那裡是一片蘆葦蕩，他先進入蘆葦蕩，再淌過廟溝。“子彈飛射，火光沖天。我險被子彈擊中，沿著一條小河，在蘆葦的掩護下，逃到瞭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，躲到天黑，才偷偷回到小街上。”
“在街上，我看到一個村民扶著牆掙紮著走，肚腸都淌出來。廟內到處是橫七豎八的屍體，活著的人傷痕累累。”這淒慘一幕，深深烙刻在黃彪年少的心裡。
據史料記載，日軍在大燒殺後，又回到鎮上，沿街挨傢挨戶點火焚燒，整條街市陷入一片火海中。豎河鎮大燒殺殃及18個村莊，被日軍焚毀的商行作坊100多傢，民房1400多間，財產損失更是無法統計。除少數外逃者外，鎮上婦孺幾乎全部罹難，有著200多年歷史的古鎮瞬間化為焦土。
僥幸脫險後，黃彪大病一場，頭發脫瞭一半，全身蛻皮。看著多年苦心經營的商鋪全被燒毀，黃彪的父親精神失常瞭。“當時我們一傢人連替換衣服都沒有，傢裡有兩頭牛，一頭背都燒爛瞭，另一頭掙斷繩子跑瞭。”
當時在場200多人，難道沒人知道遊擊隊的情況嗎？黃彪搖搖頭：“鎮裡不少人知道遊擊隊，但沒人說出來。遊擊隊常常在老街上的茶館開會，我傢一個老師傅，手很巧，遊擊隊員的槍壞瞭，找他修，他絕不收錢。”
調查者
到底有多少死難者、幸存者
紀念館裡有張“抗日三勇士墓標”的黑白老照片，參觀者總會多瞧幾眼。
崇明文史研究會理事龔傢政說起背後的故事。1938年3月18日，日軍在海橋港登陸後，向崇明縣城進發，突擊隊的岡村恆彥少尉和白石順事少尉所部，在東門外寒山寺附近遭到阻擊，當時，3名身背十幾顆手榴彈的義勇壯丁常備隊隊員擊斃日軍十餘名，而這3名無名勇士最後也壯烈犧牲。
台中產後月子中心價格 “三勇士”被埋葬在寒山後寺，並豎有一塊木位。龔傢政告訴記者，據戰時日本記者小俁行男記錄，這是岡村恆彥所豎的墓碑。
“三勇士”是崇明抗日英雄不屈不撓反抗鬥爭的一個縮影，他們的英勇贏得日本軍官的敬畏，更激起瞭日軍的報復之心。崇明淪陷後，國共合作抗敵的“崇明抗日自衛總隊”（也就是抗日遊擊隊）成立。抗日遊擊隊始終未放棄抵抗，尤以豎新鎮等地遊擊隊員活動最為頻繁。
“一時間，遊擊隊打得日軍人仰馬翻，一片恐慌。而當地老百姓常為遊擊隊送去糧食和衣物，招致日寇瘋狂報復。”龔傢政說。1940年4月，惱羞成怒的日軍炮擊遊擊隊活躍的崇明中部地區，“一些熱水瓶大小的炸彈落在河道田野卻沒有爆炸。後來，遊擊隊搜集瞭未爆炸的炸彈，改裝試驗成地雷。”
7月29日，日寇從堡鎮出動掃蕩遊擊隊，遊擊隊伺機把五個地雷埋在米行鎮渡港橋頭，炸毀日軍軍車一輛，炸死炸傷日軍二十八人。
這就是當年崇明婦孺皆知的“炸彈改地雷，炸死東洋人”事件。“日軍認定爆炸事件是豎河鎮一帶遊擊隊所為，決定實施最殘暴的報復。”
而這次大燒殺，被日軍屠殺的同胞究竟是多少？幸存傷殘者又究竟有多少？“一直以來，都很難見到令人信服的確切的統計。”龔傢政指給記者看紀念館裡的一張長名單，它列出瞭死亡同胞和幸存者的姓名、年齡及住址，“我們經過好幾輪的調查、挖掘、考証，幾經幸存者後裔的確認，才形成當前這份名單。”
最早的記錄要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，當時新光中學季達斌校長曾搞過一項調查，獲得瞭最初一批資料。
龔傢政是10年前著手這項調查考証的，他的信源是傢住油車橋的宋惠賢老人，也就是他的娘舅。
“我的大外公和舅舅宋惠賢都是大燒殺的親歷者。大燒殺中，鬼子用刺刀穿過一位村民的胸部，舅舅正好壓在這位村民身下，刺刀刺進他的脊背，但刀傷不深。逃跑時，他後背中瞭一槍，趟過一條河，才發現渾身是血。當時他無處可逃，就投奔丈人傢，頭一次見到未婚妻，竟然是負傷逃命而來。”
舅舅向他回憶瞭不少場景，城隍廟內大屠殺後，鬼子又回到鎮上，搶劫商傢貨物。來不及逃避，沈順餘、沈鳴九父子當即被殺，張龍西被刺數刀，滾入糞坑，撈起後刀口感染，痛苦難忍，投河自殺。
“舅舅估算當時死瞭90多人，但他也隻回憶出四五十個遇難者名字，到底死瞭多少人，不確定。”龔傢政說，宋惠賢活到2006年，當時已85歲，根據他的記憶，他理出瞭40多人的死難者和部分幸存者名單。
名單不全，幸存者的回憶屢有偏差。豎新鎮文廣站退休人員施樂平接過瞭調查之棒。
施樂平的祖父施慰慈，當時和黃彪一傢是鄰居，也是豎河鎮大燒殺的親歷者。“我祖父當年48歲，他被日軍刺刀刺瞭三刀，手腕一刀、腳上一刀，肚子一刀。我父親施忠元也在場，他手上中瞭一刀。”
“槍彈煙霧中，祖父和父親翻過廢磚廢瓦，趟過溝，穿到玉米地，最後逃出來。小時候，他們經常提起這段歷史。”施樂平說，去年，鎮上打算建紀念館，展開相關調查，他參與瞭這個死難者名單調查項目。
據幸存者回憶，有個死難者叫蔣和尚。“我找到他的兒子，可他兒子從來沒聽到父親提起此事，根據他提供的年齡，我估算瞭下，當時蔣和尚才三四歲，年齡不對，他的名字就劃掉瞭。”
台中產後護理中心介紹 聽人說，時橋村6隊有位叫包龍虎的村民當時被趕進廟裡，可名單上沒有他的名字，施樂平費瞭很大周折找到他的兒子，確認瞭包龍虎也是死難者。有人回憶，老街上的說書人也被趕進瞭廟裡，可下落不明，“我就循著蛛絲馬跡調查到這個人，原來他躺在死人堆，用鮮血抹在自己的臉上裝死，後乘亂逃出。”
那次大燒殺中，有個叫“成龍”的雜貨店夥計抱著一位3歲小女孩，這個女孩名叫玉蘭，是雜貨店老板沈景的女兒。當時，成龍向日軍說孩子是女的，要送她回去，日本人用槍托當即把孩子砸死瞭。可這個夥計後來怎麼樣，說法不一。
施樂平決定查下去，“不少老人回憶，成龍被殺瞭。但沈景的大兒子告訴我，解放後他碰到過此人。他提供瞭一條線索，成龍在堡鎮供銷社退休，於是我趕到當地查找成龍，卻沒查到這個名字”。
“後來聽說這位夥計的兒子是豎新鎮躍進村人，我就千方百計找到他兒子。原來，他父親當年正是沈景雜貨店的夥計，後來逃出來瞭，但真名不叫成龍，而叫吳成達。”
目前，這份名單死難者公佈96人，幸存者27人。“當時逃脫鬼子的魔爪，計有四十餘人，但知道姓名的目前隻有27人。我還會繼續調查下去。”施樂平說。
收藏者台中月子中心評比
材料越多，這段歷史就越真實可觸
“你看，這是什麼樣的眼神？”周雄凱指著日本畫報上的一張照片對記者說，“這幅照片我盯著看瞭無數遍，我想從他的眼神中讀出，當時他在想什麼？”
周雄凱是豎新鎮躍進村村民，從事傢電維修行業，也是熱衷於這段歷史的民間收藏者。他傢距離豎河大燒殺遺址僅有50米不到，從小他就聽爺爺描述當年的情景。
豎河大燒殺那天，到處是機槍聲和哭喊聲，由於前幾天有風雨，大片倒伏的高粱遮擋瞭道路，這才讓周傢宅幸免於難。但周雄凱的一位親人卻罹難。日寇離開後，爺爺從廢墟中撿拾瞭幾枚子彈殼，帶回傢用手帕包裹起來。
爺爺去世後，這幾枚子彈殼就到瞭周雄凱手中。2000年前後，他開始一門心思收集起抗戰題材的藏品，小到一張所謂“良民証”，大到幾十斤重的炮彈，他走街串巷，把他認為有價值的藏品悉數收集，至今藏品已不下千餘件。
周雄凱傢底樓的大廳擺滿瞭各種藏品，“我迫切地想要瞭解那段歷史的真相，我想知道兇手長的樣子，遊擊隊是怎麼反抗的，居民怎麼支持遊擊隊，這些材料越多，這段歷史就越真實可觸……”
在他的藏品中，有兩把他從崇明鄉間收來的鋸子，卻與普通人傢中用的不同。周雄凱解釋，這兩把鋸子是典型的日本工藝，當年崇明島上的日軍就用這種鋸子，鋸掉許多八仙桌的四個桌腿，改成“榻榻米”用。周雄凱展示瞭幾個印有“宣撫班”字樣的公文袋，這是10多年前他用一臺影碟機從一位老人手中換來的。宣撫班是當時隸屬於日軍軍級特務部執行宣傳、安撫任務的隨軍組織。如今，這兩把依舊鋒利無比的鋸子，這個公文袋，都成瞭日軍侵華的鐵証。
台中月子中心 據一份漢奸供詞，制造豎河大燒殺的主謀有5個，其中4個，周雄凱通過查閱中日雙方的資料瞭解瞭其人其事，唯獨一個叫“施亞”的人，卻怎麼也找不到相關資料。他花一年多時間查閱大量史料，依舊一無所獲。直到有一天，兒子翻閱材料時，調皮地用崇明話念日本人的名字，周雄凱如醍醐灌頂，“施亞”不就是用崇明話讀“矢野”嗎？後再查閱資料，初步可以肯定“施亞”正是“矢野長雄”——駐滬日軍的一位參謀。
他拿起一件斑駁的古銅色號子，“這是崇明抗日遊擊隊用的軍號”。當時，流傳一首《小麥葉子青又青》的抗日童謠，裡面提到抗日遊擊隊使用的“土地雷”。周雄凱的藏品中就有出自崇明的“土地雷”。他說，從豎新鎮各地發現瞭大量武器彈藥，足以証明當年這裡曾是抗日遊擊隊活動頻繁的地區。
為瞭得到藏品，他有時不惜傾囊而出，周雄凱的父親為此有些埋怨。但周雄凱從沒後悔。“有次我開車送4個高中生去縣城，聽他們聊起日本，就問，‘你們知道70多年前日本人來過崇明嗎？’有說投資，有說旅遊，居然沒有一個人說出日軍侵華的歷史。”
這事讓周雄凱心裡很不是滋味，“當年，崇明的抗日遊擊隊那麼英勇活躍，村民那麼支持遊擊隊，也因此招致日寇殘忍報復。想到我們每天生活的傢園曾經被踐踏過，就感覺是一種恥辱，而忘記這段歷史，等於是一種背叛”。
在傢裡，他常會找出一枚日軍炮彈彈殼，放在兒子的書桌上，給兒子講起抗日故事。“今後，我可能也會搞個收藏展，作為豎河鎮居民，我想通過實實在在的展品，讓人們感受到一段更感性和更細節化的歷史。在你生活的故鄉，誰來過瞭，殺害瞭誰，為什麼要燒殺。我們應該記住這一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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